这两年，富士康接连爆出的员工闹事，说明中国的年轻工人思维与个性，与传统的大规模制造管理体系已形成错配。
而接下来富士康们将面临的更严峻的事情是什么呢？ 是更年轻的、从农村进入城市的中国人有了更多的选择，不再将进入大工厂当做首选优选，而是选择自主性更强的其他职业，比如零售与服务业。
《金融时报》最近报道了这个状况，节选如下：
与很多同龄人一样，李晴琳（音译）也靠富士康(Foxconn)为生。对于一个23岁的农村女孩来说，为这家全球最大电子产品合同制造商工作，几乎是一个理所当然的职业选择。富士康的员工总数超过100万，大多数与李晴琳年龄相仿。
但李晴琳却决定把她的工作地点设在郑州富士康工厂大门外的一间商铺里。她没有在这家台湾公司的生产线上工作，而是在努力招聘其他人到该公司工作。她说：“我不打算在那儿工作。”她解释道，经营一家只有她自己一名员工的职介所，要远远好于去组装iPhone 5。“我现在正处在精力最旺盛、最能出成绩的年纪。我想利用这个阶段去做生意。”
李晴琳并不是个例。她愿意考虑这家工厂以外的生活，这是她这代人的特点他们对制造业工作的热情不及他们的父辈。
看似数量无限的外来务工人员中国成功制造业企业的基石似乎正在流失。 在劳动力数量增长的放缓的同时，中国经济增长也恰恰出现减速。工厂主们面临的财务压力一直在上升。过去三年，工资水平一直在以每年两位数的速度攀升。更为强势的员工队伍还催生了劳资纠纷。
转移与复制解决不了问题 将近十年前，富士康就开始应对劳动力成本日益上涨的问题，它的对策是把工厂建在远离广东和上海等传统沿海制造业中心的地方。在沿海地区，企业对劳动力的争夺最为激烈。2009年和2010年，富士康在深圳的首家工厂爆发一连串员工自杀事件后，该公司加快了这种转移。这些自杀事件暴露出了大型工业园区存在的一些问题，这些园区往往拥有数十万背井离乡的年轻员工。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富士康在成本较低的中国内陆地区建起了两家大型工厂：一个是组装苹果iPhone手机的郑州生产基地，现拥有员工19.2万人，李晴琳就在那里开起了职介所；一个是组装iPad的成都工厂，现拥有员工11万人。富士康深圳生产基地仍是该公司最大的生产基地，员工总数达39万人。该公司现在正在忙着完成上月面世的iPhone 5的订单。
也就是说，富士康在中国大陆的员工总数高达120万。但过去一个月，它在中国内陆的工厂在短短两周内发生两起员工骚乱事件。这表明，该公司的模式或许是不可持续的。10月5日，在与生产线员工就iPhone 5质量要求提高一事发生两次对峙之后，郑州工厂的数百名质量控制人员展开罢工。9月23日，富士康太原工厂一名员工与一名警卫的争执升级为一场骚乱。太原工厂的员工总数为7.9万人。在这起事件中，40人受伤，多家商店被抢，汽车被掀翻。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张车伟表示：“富士康这种把在中国沿海地区不可持续的工厂复制到内陆省份的做法是有问题的，因为它还是在沿用相同的模式。”
他指出，继续仰仗大批非常年轻的劳动力是有风险的。 “短期来看，富士康可能仍会如此生存下去，但最终，他们必须意识到劳动力队伍出现的重大结构性变化。”
中国劳动年龄人口预计到2015年时才会达到峰值，但15岁至29岁人群的人数很可能已经达到峰值，主要原因是30年前出台的计划生育政策。瑞银(UBS)经济学家王涛(Tao Wang)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写道：“2010年代劳动年龄人口的净增数量，将从2000年代的8200万和1990年代的9000万骤减至2300万。”她还预言，“年轻的劳动年龄人口在过去十年每年增长0.2%后，将在未来十年每年锐减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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