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 调侃苏东坡

      
   
                    
 
                                                      ·· 儋耳游子   
           
    
【文提示】苏东坡(1037—1101年)咱都多少知道他的诗词和散文，但，如果你不了解他的经历，想理解他的作品是很难的。不如花点时间了解一下他的故事你就清楚了。我觉得了解他更大的收获，在于他对深陷逆境所表现出的达观态度，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讲，很有借鉴意义。他是在绍圣四年（1097年）被朝廷一贬，下令从惠州贬为琼州别驾，流放到我老家儋州中和。苏先生猫在那里三年多，却也算是当地人民一大幸事了。他传播文化，开门讲学培养了不少学子，使当地形成了一种浓厚的读书学习风气延续至今，海南历史上第一个举人就是在那里产生的。当地至今仍保留类似作诗词的“调声”（作词唱歌）传统就是从那时开始的。他的语言、生活习惯等方面对当地居民产生很大影响。他不谙官场，他说他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屠夫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是好人！用这话来概括他一生再恰当不过了。他有许多可爱、刁皮之处。正巧，东坡书院也是我祖籍地。基于这个缘故，对他的生平诗文也就格外留意。闲来不如今天专门来侃侃他。你想知道他，看一下他的几个主要片段就足了。
 
 
    苏东坡和海瑞都是“知识分子”出身，都继承了孟子那般文化伟人的“骨气”。表现最突出的是不通权术。中国官场自古以来就是个是非之地，没有权谋，不懂圆滑是难以立足于不败之地的。苏东坡同志之所以屡次被贬，原因就在这。他很有才华，一度在全国选拔进士会考中独占鳌头考中进士。严格说这丫是作弊。那次省试考题是“刑赏忠厚之至论”，东坡试卷内有一段“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意思是赞赏尧仁政，问题是这段故事完全是苏东坡个人瞎编乱造杜撰出来的。那些考官都是博学鸿儒，却记不清出自何典故又不敢吭声怕笑话。等到他中举后摆酒席，老儒富弼问他，你那段杀之三，出自那本书啊？他才说是他自己编的。可见他的胆大顽皮。欧阳修说过这么一句嘉奖他的话：“此人是当今奇才，我应当回避，放他出人头地。请大家记住我的话，三十年后没有人会再谈起我”！当时，欧阳修文名满天下，天下士子进退之权也全在他一人手上。所谓“出人头地”这句成语就是这么来的。
    苏东坡在历任了凤翔签判等几任地方官后，于熙宁二年（1069年）回中央开封“入直史馆”供职。当时王安石正在实施新法，朝廷内就形成了新党与旧党两个派别之争。旧党是以司马光为首，反对以宰相王安石为首的新党之变法。这个王安石也是一位学者、诗人，他主张变法得到神宗的支持，所以他腰杆硬，他急需选拔一批支持者。一些见风使舵的势利小人乘机而上骗取王安石信任被选拔上来了。如谢景温、吕惠卿等。王安石这种急不择人的做法不仅使苏轼遭受残酷迫害，对他个人来讲也既种下祸根，也使得他个人遭到小人的迫害。本来，苏东坡在两党之争问题上，他并没有个人感情偏好。他与元老的司马光交情很深，关系很好；他和王安石同出欧阳修之门，也能推心置腹，无话不谈。因此，他在两派之间不会因为私人感情而去掩盖自己的真实观点，说出违心之论。问题出在他对于王安石在具体的作法如改革措施，举荐人才特别是对于王安石主张废除科举，兴学校的改革措施尤为不满。他觉得不利于朝廷的团结，不利于社会安定，所以他持反对态度。为此，他上书神宗说明了他反对的理由。

    皇上看了他的“报告”觉得言之有理，便召他询问：“你说今天的政令得失在哪呢？即便是我的过错也请你指出来好了”。他说得头头是道，最后“希望陛下能采取安静沉稳的态度，等待人、事之来，然后再慎重处理”。这个神宗听了以后，觉得苏轼对当时情况的看法很有道理，就接受了他的建议，没有批准王安石的变法。应该说，他是出于公心的，并非带有个人感情色彩。司马光知道后却非常高兴，以为苏轼与之同党，对苏大加称赞。但后来王安石大张旗鼓又推行新法时候，司马光急了。他找到苏轼，未经试探就开门见山对苏轼说：“王安石敢自行其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实在是胆大妄为，我们联合起来，一起讨伐他”！他想不到苏东坡却严肃的对他说：“王安石改革时弊，欲行新法也是为国为民着想，是为公不是为私，从大局看，有值得称道之处。但其新法，确有祸国殃民之害，我才加以反对。至于你那‘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信条，比起王安石的新法，更是误国害民之根”。司马光一听，气得吹胡子瞪眼“好你个介甫（王安石）之党”。从此恨上了苏东坡。你瞧，这个苏东坡里外不是人了。两面都不讨好，两边都得罪。用今天的话讲，他十分正派。他完全是站在“党国立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搞帮派拉山头，不搞阴谋诡计，正直正派。遗憾的是没人理解，没人同情。够呛！当然，王安石知道了，偷偷乐了。心想，毕竟还是“同门师弟”呀。

   想不到的是，气走司马光两月后他写了《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皇帝书》（套用今天的词汇来讲就是“致总书记报告”一般了）。这两份书对王安石的新法进行了全面的批评！这个苏东坡的文章水平可不是一般人水平，两份东西一抛出，相当于两枚炸弹轰动了朝廷--- 他把改革比作皇帝在黑夜中骑快马奔跑，群臣不是为皇上探明道路，而是在背后猛劲地打马，危险之至，并提出要神宗解鞍下马，喂马蓄锐，天明再行。王安石等人知道后气得个个咬牙切齿。一个个摩拳擦掌，准备整治收拾他不可。一天，王安石把他请来与之面对面“深谈”。王安石当头就给他一炮：“你站在司马光一边，指斥新法，是何居心”？真是冤枉咱这苏老先生了。苏轼一听，火冒三丈反问：“你这话从何说起”？“哦，仁宗的时候，你主张改革时弊，反对因循守旧，是何等坚决，现在我行新法，你丫伙同司马光来反对我不是”？王安石不甘示弱。苏东坡一肚子气骂道：“你口口声声说我和司马光站在一起，可知我也反对司马光的泥古不化？你不审时度势，反倒急功近利，贸然推行新法，必遭天下人之拒”。结果，不欢而散。

    按理，如果这个王安石也好，司马光也好，要是都站在为国家社稷着想立场考虑老苏的说法，应该理解才是。问题出在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时代，都在维护皇帝封建统治，中国的文人历来就彼此相轻，那里会有今天”共产主义觉悟“、“无产阶级思想”？都在争宠以博得皇上喜爱。你苏东坡净捣乱添乱不是？一边要整你，另外一边也不会保你。果然，新党的成员谢景温上书诬告苏东坡扶丧返川时利用官船贩运私盐。整他。后来查无此事，但苏东坡也讨厌朝廷的党争了，他想到外地去任地方官。新党此时正得势，巴不得，结果把咱老苏贬到杭州去了。

     朝廷没了苏东坡照样闹，而苏东坡眼不见心静，他到杭州当他的通判，做了许多好事。西湖的“苏堤”就是实例。后来又转徐州、湖州。在湖州时候王安石已经不吃香被罢官免去宰相职务由支持过他变法的小人吕惠卿、李定之流独霸朝廷。苏轼到达湖州，按照惯例要写谢表说上些“谢主隆恩”之类的话。他小子不通世故，不谢则罢，他想起朝廷上发生的那些事情火大了，他在表中不由写道“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下 好了，李定接到这份报告一看，不由得大喜，觉得苍天有眼啊陷害苏轼时机来了，你苏东坡不死还有谁死。李定早就想整苏东坡还愁找不到把柄呢，你送上门来啦！但，这个李定低估俺老苏了。苏东坡可是个大名鼎鼎，文名满天下的呀，欧阳修早有话在先了，朝廷上好歹也有些元老重臣保护，更何况皇后对苏东坡本来就很有好感，你李定要想参倒苏老夫子也不是哪么容易的事。李定那帮小子也明明知道这点，但想来想去，不把你苏轼扳倒，将来是个后患，也顾不得那么多了。整！

    第二天早上，李定上朝就把苏的表交给了神宗，首先弹劾道：“苏轼说‘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既是反对新法，也是对皇上不满；说‘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就是发泄自己对职位不满情绪，实是不将皇上放在眼里”。用今天流行的一句话说就是“不把村长当干部”了。他一共给苏轼列了四条罪状。他妈的，这皇上历来就是一个聪明九个糊涂，一看表就不舒服了，好话没说一句？李定再那么点阴风扇鬼火，果然就来气了。李定一伙有个叫舒什么来的（我忘了）见状来个火上浇油说苏轼对每一种法令都作诗诽谤，陛下严禁私盐，他说‘尔来三月食无盐’还说……。

     这一招真毒，苏东坡又不在现场，好歹连个解释的机会也没有。他们诬陷苏东坡说得有鼻子有眼的。老家伙们也不敢啃声了。得，神宗一怒还是把苏轼拿下了。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字狱之一。（苏东坡就是在湖州任上被抓到开封投入乌台监狱的）。
 
    哎呦，咱这老夫子可冤了。这小子历来就是个吃肉的主（你瞧下面那块“东坡肉”）这下他惨了，他在牢中呆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儿子求告无门就跑到南京找到叔叔的苏辙想办法，临行时候，他嘱咐送饭的人：只许送鱼，千万别送肉。结果是送饭的搞错了，把肉送进去了。这下惨了。苏东坡原来就和儿子定下暗号：送肉就是大限到！苏东坡一看肉来了，不由得悲愤中生嚎啕大哭起来。哈哈，（一想到这我都乐 ）。苏东坡这人历来就刁皮，有些玩世不恭味道。这下好心办错事，错事变成好事。苏东坡自觉李定等人是想把她置于死地而后快了，悲愤中，他操笔就写下了两首诗，其中一首是：圣上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忘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家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这诗本来是“临终遗嘱”写给弟弟的。没想到被李定安插在监狱的走卒发现了。以为苏轼又写诽谤诗了，不由分说就抢走交给了李定。这李定***心切，第二天就把这事在上朝时候和神宗说了。神宗问他：“诗呢”？结果是李定忘了看写什么。皇上一看觉得苏东坡没有“造反”呀，这一来形势急转直下，其它人一看神宗脸色不同了，各个见风使舵给苏轼说起好话来，苏轼就这么给放出来了。

   苏轼也真是个人物。元丰八年神宗死后，十一岁的哲宗即位，高太后摄政。她第一件事就是换宰相，由于她反对变法，司马光吃香了又当回了宰相。苏东坡本来就是变法派迫害的对象也跟着水涨船高先是从黄州团练副使好像被任命为登州太守后来又召还朝廷，一度在一年内连升三级。其职权在副宰相以上。但他本性不改。神宗是公元1085年死的，1086年司马光当宰相后主持政事堂会议，要求五品以上的官员与会。议题是合盘废除王安石的一切新法。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新官不买旧账，谁上台就否定下台者过去所作的一切。但苏轼由于在被贬的过程中，亲眼目睹过新法推行的一些好处，所以他觉得不应该全盘否定新法。客观的说，从我们今天看来，王安石的变法是有进步作用和意义的也是正确的，对精简机构，收拢权利，提高效率，发展经济起来一定的推进作用。

    问题不是变法本身而是王安石用人不当加上保守派的阻挠反对，推行不力。苏东坡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司马光要废除，苏东坡则反对。他在会上放“头炮”，他说出来他的理由。认为司马光全盘废除新法，实属大错！此言一出，不但司马光大吃一惊，整个会议室空气都凝固了……通过这就不难看出苏东坡的处世为人风格。他倒霉是必然的了。他自己也知道在朝廷日子不好过，尽管他是哲宗的老师。他接连上书要求外任，高太后体谅他，于是让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出知杭州。此后一年多又被召回两次，后来被任命为兵部尚书等，其弟弟也被任命为宰相。到了元佑年间宰相变了以后，原来的新党还朝，苏东坡被剥夺职务，贬广东荧州，人在途中又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时年60岁了。还是倒霉，在惠州一段时间后于1097年又被变到最边远的海南岛琼州。1100年哲宗24岁死后他才被召回。可惜，1101年病死于北归途中。
 
           

            补  充：                            
                                                                                                              
   
     东坡是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他在北宋后期那场绵延几十年的新旧党争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绝不亚于司马光和王安石。说到东坡的政治家身份，我们要从他曾经受到的歪曲讲起。

    当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在朝廷里大刀阔斧地推行新法的时候，苏东坡表示反对。东坡说你这个新法变得太快了，6年之中匆匆推出来10条，特别是其中有一条叫做免役法，他反对。等到王安石下台了，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上台了，司马光大家都不陌生，就是那个会砸缸的小朋友，后来成为著名的政治家，也是史学家，编撰了《资治通鉴》，司马光是旧党领袖，东坡属于旧党，随着司马光东山再起，官复原职还升职，回到朝廷里去了。司马光以同样的热情和速度废除新法，将王安石实施的新法全部推翻，恢复旧法，东坡又反对，说有的新法还是比较合理的，而且已经执行多年，现在又一下子全变回去，朝令夕改，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经受不起这样的震荡。我当时就想了，这样一位政治家，不跟着风头转，凡事都从对国家对人民有利的角度去想，不是最有风骨，最值得敬仰的政治家吗？

    东坡聪明过人，他完全了解当时的形势，王安石竭力推进新法时，拥护新法的人提拔得很快，当司马光东山再起时，拥护旧法又可以很快地升官。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见解，所以东坡在新旧党之争中，屡次遭到排挤，先后有十三年半的时间是在地方上做官。北宋的地方官调动非常频繁，最多一任做三年。他所到之处，哪怕做官时间不长，在当地都留下好名声，老百姓都非常怀念他，以东坡命名当地的一些建筑，如东坡楼、东坡寺、东坡亭等等，很多。

     在徐州(身先抗洪，感动无权调拨的禁军前来帮忙.东坡派人到处寻煤矿，解决了柴火紧张的问题)第一个例子，他在江苏徐州做知州的时候，宋代知州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市长。东坡到徐州不久，就发生了几十年一遇的黄河泛滥，洪水很快淹到了徐州城下，水的最高端跟城墙的顶端相差不到一尺，只差几寸就漫过去了，而徐州城里面的平地比外面的水面要低一丈八尺，水一旦漫过去，全城就全淹了。作为知州的东坡，真是劳心焦思，想了很多办法，指挥城内的军民连夜加固城墙，又怕城墙挡不住，就在城墙里面再做一道土堤，把以前的船都系在城墙外面，防止水直接冲进城墙，日日夜夜都在城墙上面奔走，搭了一个草棚住在城墙上不回家，半个月以后，洪水仍没退，然而城内抗洪人力不够了。当时徐州城里驻扎着一支军队，大家读《水浒传》的时候可能注意到，北宋军队分两种:一种叫禁军，一种叫厢军，禁军是国家正规军，只有皇帝才能调动，其他任何人不能调动，厢军则是地方上负责治安的部队，抓小偷、强盗什么的。因为徐州是兵家必争之地，当时徐州驻扎着一支禁军。抗洪人力不足，仓促之间来不及请皇帝下令调动，东坡就亲自走到禁军军营中对他们说，你们虽然是禁军，但是今天无论如何要请你们出来帮地方上抗洪。禁军首领看到，这个在城墙上抗洪的地方长官，满身泥浆，头发蓬乱，憔悴不堪，非常疲惫的样子。他们感动了:地方长官如此辛苦，不顾个人安危，作为国家养的军队，虽然朝廷还没有命令，我们也开动。于是他们就自作主张帮助苏东坡抗洪，军民一致，徐州城终于抗住了洪水，两个多月以后，洪水退了。

     第二年苏东坡就在徐州城外修理抗洪工程，虽然他很清楚黄河泛滥周期差不多四五十年，他任期内绝不会有第二次洪水了，但是为了防止以后的洪水，就在城外大力修堤坝。东坡在徐州还有一些贡献，比如说徐州的煤矿，他发现徐州柴火紧张，到了冬天，当地老百姓用来烤火、煮饭的柴火不够，但当时还不知道哪里有煤矿，东坡就派人到处去找，在他任内终于找到了煤矿，所以东坡对徐州百姓是有大功绩的。

东坡生平两度到杭州做官。大家都知道东坡有一首诗:“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东坡这么喜爱西湖，喜欢杭州，他为杭州做出了什么贡献呢？湖有一条苏堤，那么苏堤又是怎么来的呢？东坡到杭州后，发现杭州最严重的问题是水利。当时的杭州，除了西湖以外没有其他淡水源，钱塘江虽然是淡水，但是海潮倒灌得很厉害，海潮一上来，变得像海水一样苦，所以杭州的唯一淡水源就是西湖。但当东坡第二次到西湖时，他发现湖面已经有1/3被水草塞满了，当地人叫它为“葑”，当地老百姓对东坡说，再过二三十年，这种葑草会把整个湖面淹塞掉，作为淡水源的西湖也就不存在了。东坡就下决心要兴修水利，整治西湖，整治的主要措施就是把水草连根铲除，把淤泥都给挖出来。他算了一下，挖出的水草淤泥会有25万立方丈，这东西堆到哪里去好呢？想来想去，终于想出了个主意，变废为宝，用这些水草淤泥在湖中修一条堤岸。西湖东西方向有一条白堤，是唐代留下来的，但是南北方向没有堤，且南北有十几里路，绕湖一周比较难行。同时为了保证湖水流动，长堤上修了六座桥，桥下的水可以自由流动。长堤修成后老百姓非常高兴，给它起名为“苏公堤”，后来简称为“苏堤”。

    堤修好了，水草也除掉了，水质清澈，但东坡担心水草来年又长起来怎么办？老百姓就跟他建议，说我们浙江的老百姓都喜欢种菱角，下种时，一定要把水中的杂草全部除掉才行，否则的话，菱角刚长起来，杂草也长起来了，菱角就收不到了，所以你只要把湖边上的水面租给农民种菱角，这个草就不会长起来了。东坡听了很高兴，就立下规矩，把西湖沿岸的水面以很低的租金，租给当地贫苦农民种菱角。东坡又考虑到，如果农民种菱角觉得收成好，就扩展种植水面怎么办？所以他又规定，种菱角的湖面只能在湖边上那一块。怎么确定这个界限呢？就用石头建了宝塔竖在那里，这就是一个界标，靠岸可以种，里面不能种。小宝塔现在还留下三座，这就是三潭映月，去过西湖的朋友都会看到。

    所以东坡不仅仅是写诗来歌咏西湖，他也是用他的工程来保证西湖的一池碧水。除此之外，东坡还在杭州开挖运河，运河跟钱塘江相通，通到西湖，但是运河上没有闸门，潮水倒灌，整个钱塘水会直冲到西湖，东坡就安装了闸门，涨潮时闸门关上，退潮后把闸门打开，让它相通，等等。他在杭州总共不到两年时间，马不停蹄地兴修水利，所以他为杭州百姓也做出了很大贡献。

     东坡喜欢兴修工程，但是他所主持的工程，和我们今天某些地方长官的面子工程完全不一样，不是为了好看和政绩，是为了地方的实际需要。东坡就是这么一位“爱民如子”好地方官，真正是“父母官”。作为政治家的东坡，得到很多地方百姓的衷心爱戴，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人生观启示(他的贡献不仅在文学艺术，更在于人生观上的启示.东坡的旷达实际上是他行为的表面现象，他最核心的精神是坚毅)东坡不仅仅是一位铮铮风骨、百姓爱戴的好官，在其它方面贡献也很多。我们先说说他在文学艺术上的地位，他的诗、文、词、书法、绘画成就都很高。他的散文，郭沫若说唐宋八大家中的宋朝六大家，只有三个是真正的大家。哪三个呢？就是欧阳修、王安石和苏东坡，就是说他的散文肯定是北宋第一流的，是三大家之一。就文学水平来说，照我个人来看，东坡是北宋第一家；诗歌，他当然是北宋第一人，或者他和黄山谷并称为“苏黄”；词，他的词只有南宋的辛弃疾可以跟他并称，叫做“苏辛”；书法，北宋四大家“苏黄米蔡”；绘画，他的墨竹、枯木怪石非常有名。一个人，在这么多领域，在前后三百年中都是第一人，这样的成就确实了不起。

   东坡的成就是一座高峰，但不像那种拔地而起的高峰，你爬不上去，他是一个坡度比较平缓的高峰，我们普通人可以慢慢沿着这个山坡走上去，可以走近他。他是亲近百姓的一个天才人物，这才是最最了不起的！然而，东坡对我们当代人的影响，对我们现代社会的启示，还不在这里。那么在哪里呢？我觉得是东坡的人生观。东坡是怎么对待生活、对待人生的？他的言行举动对我们今人有什么影响？有什么启发？我觉得这也许才是更重要的。人在顺境中都比较好办，但是人怎么会总是一帆风顺呢？每个人在一生中总会遇到挫折、困难，也有特别低潮的时候，在这些时候怎么办？我们看看东坡是怎么办的。后人往往说东坡性格中有一个特点是“旷达”，看得破，想得开。我想说的是，东坡的旷达实际上是他行为的表面现象，他最核心的精神是坚毅。

   我们从“乌台诗案”谈起。一开头我也说了，东坡被逮捕了，要被抓到汴京去，他的罪名很重，是大逆不道的诽谤朝廷罪，就是朝廷认为东坡写的诗词文章中有很多是批评朝政的，矛头甚至针对皇帝了。东坡入狱前心情沉重，知道是凶多吉少，说不定会判处死刑。押往汴京的路上是他的长子苏迈陪他去的，进监狱门以前，东坡跟苏迈约定暗号，因为以后就不能交谈了，犯人不能跟外人交谈，也不能送信，北宋的规定是一个人坐牢，家里人要给他送饭，东坡说“你每天要给我送饭”，假如说案情比较平常，你就正常送饭，不要送鱼，如果外面打听到情况有什么不妙，可能要判死刑，你就送一条鱼，让我事先有个精神准备。苏迈答应了，问题是东坡在牢里关了130多天，4个多月才放出来，苏迈送饭送到第二个月后，盘缠用完了，有一天就出城找亲戚去借钱，托一个朋友送饭，忘了把约定告诉朋友，这个朋友很敬仰东坡，正好得了鲜鱼，就精心地煎了放在饭盒里送进去了。东坡打开食盒一看，心想死期到了，在监狱里写了两首绝命诗，一首写给他的弟弟，还有一首是写给他的妻子和儿女，交待后事。东坡生平的诗歌，没有太悲惨的句子，因为他旷达、乐观，但这两首诗非常悲惨。

     到底是什么救了东坡？神宗皇帝又下令赦免了他？不杀他，仅仅是把他流放到黄州呢？除了包括王安石在内一些比较有力的人物在援救外，其中还有一个插曲，跟东坡的生活态度直接有关。是什么呢？就是东坡善于睡觉，在什么境地，什么心态下他都能倒头就睡，在监狱里也照样能睡。当援救东坡的人都发表意见了，但御史那些人坚持要处他以极刑，两方面争论不绝，神宗皇帝在犹豫不决的时候，就决定派一个亲信小太监到监狱里去探一探虚实，看东坡到底怎么样？看看他是不是心中有鬼，是不是在诽谤我、攻击我。

  这一天傍晚，东坡在外面受了一天的审讯，天黑了才回到牢里，非常疲惫，正想休息，突然看到牢房走进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一言不发，拿着一个包袱就进来了。东坡想，奇怪，我是朝廷重犯，关单身牢房，怎么今天来了一个人，跑进来成了我的roommate了，他又不好问你是谁，也就睡觉了。这一睡救了他，他倒下去不久就鼾声如雷，一直睡到天亮，那个人爬起来把还在打鼾的东坡推醒，对他说“恭喜学士”，说完就走了。原来这个人就是神宗皇帝派来探监的小太监，回去就向皇帝汇报说东坡受了一天审问后，回去倒头就睡，整夜打鼾，心中没鬼。这个插曲促使了神宗决定赦免他，这是东坡善于睡觉的一个故事。

   我再讲第二个故事，他的善于睡觉又害了他。东坡被贬到惠州以后，最大的麻烦就是居无定所，没有一个固定的住所，有一阵子是借住在官府的一个房子里面，叫做合江楼，在江边上，风景比较好，后来不许住，他又搬出去寄住在一个寺庙里，住在寺庙半山腰的一个亭子里面，这个亭子叫松风亭。在这种处境下，朝廷形势危险，返朝无望，年纪又大了，一般人都忧愁得睡不着觉，东坡不同，他太能睡了。有一年春天，他居住在松风亭的寺庙里，写了一首关于睡觉的诗，后面两句是“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就是说，告诉你们啊，东坡先生正睡得好，道人打钟的时候轻点打，不要吵醒了他。

  东坡的作品当时只要一写出来，大家都传抄，很快就传到汴京去了，当朝宰相章悖一看，说贬到惠州还这么快活，还说“报道先生春睡美”，把他贬得更远一点，这下就被贬到海南岛去了。虽说善于睡觉是一件小事，但这说明什么？我想这说明东坡对待生活的一种态度，真正叫做宠辱不惊，受到打击的时候，不惊慌，始终以非常淡定的态度来对待。因此，东坡其人在经过了那么多的艰险打击后，依然走完了66年的人生旅程。他在人生低潮时，如在儋州，照样填词写诗做文章，从事他的创作，在海南岛，完成了《易传》，解《周易》的一本著作。所以，他这个人是在任何境界下，都是最大值地实现人生价值。我想，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实际上都是这样的，一辈子都很平安顺利的有几人呢？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都会碰到挫折，进入低潮时期。问题是我们在碰到挫折时，在低潮时期，怎样对待生活？我们能不能像东坡那样------

    在海南。（这是他人生最后一站）朝廷的政敌把东坡贬到惠州，再贬到海南岛，一心希望他在那种艰苦环境中生病，闷闷不乐而死。东坡在海南岛却过得很愉快，他背着一个大瓢，穿着木屐，披着蓑衣，在田野里一边走一边唱歌。一个老太太看到东坡过着当地农民一样的生活，对他说:您当年是荣华富贵，现在跟我们一样过农民生活，当年的荣华富贵就像一场春梦啊！东坡就把这个老太太取名为“春梦婆”，他以一种非常愉悦的心情对待生活，从最简朴的生活中发现诗意。我想，这样的人生态度，这种超越的心态，是对我们当代人最有启示的。
                                                             
    提及海南，往往会激起碧水蓝天、蕉风椰韵的浪漫想象。今天的海南的确恰是这样一座天堂般的岛屿，可谓中国的后花园。可千百年前却是中国最边远、最荒漠的流放地狱。它“孤悬海外”的特殊地理位置，加上风涛瘴疠、毒蛇猛兽遍野的恶劣自然环境，历来就有 “夷岛绝域”之称。在明朝以前，历代帝王都喜欢将这里当作惩处逆臣、放逐政敌的流放之地。特别是唐宋两代，被流放到这里的官员就有四五十人之多，其中包括唐朝名相李德裕、宋代名臣李纲、赵鼎、李光、胡铨以及大名鼎鼎的苏东坡。

　　　　
　　对于这些名人来讲，被贬此地相当于“文革”送去新疆戈壁，算是人生最大的不幸了。要知道，当初这片土地还是一块未被文明洗礼教化的蛮荒之地，若被流放此地，不是死在艰难跋涉的路途中，就是因水土不服而命赴黄泉，对此，唐朝的李德裕写下“一去一万里，千去千不还；崖州在何处，生度鬼门关”的绝望诗句，而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宋朝名臣胡铨也发出了“崎岖万里天涯路，野草荒烟正断魂”的悲凉感叹。然而，牢骚再盛，也无法让历史超越，将命运重写。被赶到天涯海角的他们，也许只有随遇而安，重新调整心态，才可能在这片“恶劣”的土地上生存下去，造化深的，还可能激扬出生命的另一种风采。这方面，苏东坡是个绝好的榜样。

　　
　　当初，这位性情太过天真，太过乐观，也太过直率的苏轼老先生，在其晚年虽被一贬再贬，可依然会苦中作乐，被贬到惠州的时候，能痛快地吃几颗荔枝，就觉得不枉做一回岭南人了。年老体衰的他，在炎热的环境中小睡片刻，便满足地写出：“白发萧萧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的舒服诗句。据《艇斋诗话》记载，这首诗传至京师，他的老对手章惇（宰相）很不舒服，觉得都这样了他还能寻得快活，那就再贬，一直贬至天涯海角的儋州，让他“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泉”，看他如何快活？

　　
　　面对这般刻薄的排挤打压，面对那样恶劣的自然环境，苏东坡刚开始也真是无法快活起来，曾有过一时的伤感和绝望，忧叹“何时得出此岛耶?”好在是，他是一个“善自宽”的人，很快又乐观起来。人生的大苦难往往会激发出大智慧。他像庄子一样逍遥冥想，觉悟出茫茫宇宙，整个中国也不过一个小岛而已，这样想来，谁又不在孤岛上呢?于是他很快释然，并自嘲说自己就像一只困在水洼里的蚂蚁一样可笑。那么，即来之，则安之，如果不能改变，那就坦然爱上这片土地吧，索性做个“我本儋耳人”好了。于是，他欣然写道：“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而对于生活的困苦，他也毫不在乎，还将其当作人生最好的历炼和精神财富，正如他在诗中所说：“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而对于君王的刻薄寡恩，他也轻松调侃道：“莫嫌琼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这是他安慰当时同样被贬，处于人生困境的弟弟所写的诗句。兄弟俩虽同样遭贬，一个在琼州，一个在雷州，至少还可以隔海相望，也算是皇恩浩荡呀。苏东坡的旷达和幽默，巧妙释解了人生的尴尬，也是对政敌最潇洒的反击。他依然自在和快乐，而那些处心积虑的“得志小人”却再次陷入难言的恼怒和无穷的尴尬之中。
　　

　　恼羞成怒的他们能做的，也就是对苏东坡再刻薄些罢了。他们撤掉对苏东坡抱有同情心的儋州太守，并命苏东坡“不得签书公事”，断了他“致君尧舜”的梦想。可那又能怎样？他们太低估苏东坡的抗压能力了。正如林语堂先生夸他一般：“无可救药的乐天派”，公事做不得，那就“聊从造物游”吧。食无肉又如何？当年在京城吃着大鱼大肉是乐，现在海南“饮食百物艰难”，做不得“炖杂肉”，烹不得“东坡羹”，那天天吃芋头煮苍耳，或变着法熏鼠烧蝙蝠，也别有一番滋味，这般“纯天然绿色食品”，一般人还享受不到呢。何况，他还会亲酿美酒为自己加油助兴，调剂生活。想想看，一个仅在流放黄州、惠州期间，就能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开发出20多道菜肴的“美食”大师，又有什么能阻止他享受生活的激情呢？所以很快他就兴致勃勃地利用海南本地物产，研制出一种“天造之药”的好酒，并亲自取名为“真一酒”。虽然终是因为营养不良而变得瘦骨嶙峋，如“苦行僧”一般，可他还是和弟弟开玩笑，说这般仙风道骨，倒是可以“还乡定可骑黄鹤”了。

　　
　　病无药又如何？他自有一套《三适》的“自然”疗法。或如《旦起理发》，每天“安眠”到“日出”，然后起来梳头，正是：“老栉从我久，齿疏含清风。一洗耳目明，习习万窍通。”再如《午窗坐睡》，在蒲团上盘脚打坐，靠着竹几午休小憩，也别有一番风味，正是：“蒲团盘两膝，竹几阁两肘。此间道路熟，径到无何有。”还如《夜卧濯脚》，虽然海南米贵得离谱，可柴水不缺，睡觉前可以舒舒服服地“泡脚”，正是：“土无重講(脚肿)药，独以薪水瘳。谁能更包裹，冠履装沐猴!”以上种种，都是官场大人们享受不到、也没有福气享受的乐趣，所以他才得意地讲：谁能书此乐，献与腰金公(腰悬金印的人)?”
　　

　　居无室又如何？官屋住不得，那就自己筑屋好了。找一块景色宜人之地，搭建一处漂亮的茅屋。正是：“朝阳入北林，竹树散疏影。短篱寻丈间，寄我无穷境。” 因为屋子四周有很多高大挺拔的桄榔树，他索性把新居叫做桄榔庵，还写了《桄榔庵铭》以明志。一座普通的草屋，因为居住着一位不普通的诗人，从而呈现出不一般的诗情画意。在诗人的眼，陋室别有一番情趣：“临池作虚堂，雨急瓦声新。客来有美载，果熟多幽欣。丹荔破玉肤，黄柑溢芳津。”多清新的诗句，多漂亮的意境！住惯了高楼华宇的苏东坡，因为意境的升华，因为心情的旷达，没有一点不适应，反而对自己的新居格外满意，喜欢得不得了，甚至有了“生谓之宅，死谓之墟”的冲动想法。

　　
　　苏东坡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有一颗仁慈博爱的心。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而海南百姓的可爱之处，在于他们的率真和热情。如果说苏东坡是一尾漂亮的金鱼，那海南人民就是一汪清澈的碧潭，脱离污浊环境的苏东坡，终于找到快乐的心灵归宿，于是，鱼水相交，其乐融融。作为一个曾居高位的汉族士大夫，他没有架子，心无芥蒂，对于这片土地的人民，无论“生黎”或是“熟黎”，无论头领或是草民，都一视同仁，毫无偏见。他曾为早他几百年而生的黎族传奇人物冼太夫人作过铭志，并给予她“古烈妇”的高度评价。在那个时代，他难得有一种平等的观念。他从没有将高山莽林间的少数民族同胞视作未开化的草寇、野民或蛮夷，而是平等待之，对于他们的民族文化、生存权力和生活方式，也都给予足够的尊重和肯定。他的真诚自然赢得了这片土地百姓的喜欢和尊重，将他视作“自己人”，帮他搭房，送他肉食，共叙桑麻乐事。

　　
　　当初，他一身儒服打扮，“招摇”街头，惹来一个黎山樵夫的善意笑声。虽然语言不通，但樵夫也看得出，他是一个身居草莽的贵人，缘于对他的好感，慷慨地送了一匹吉贝(木棉)布，好让他抵御寒冷的海风。他和周围的邻居关系也非常融洽，左邻右舍常送饭食给他。便是田间七十岁的老婆婆，也常开他的玩笑，笑称“昔日富贵，一场春梦!”而苏轼也不恼，还调皮地称她为“春梦婆”。还有一次，他去拜访少数民族朋友黎子云，回来的途中遇上下雨。于是他就从附近农家借来斗笠和木屐。也许一位经常穿儒服的“国家干部”，突然穿上寻常百姓的衣服，形象显得有些奇怪和突兀。所以一路上，不断招来妇人和小儿的善意笑声，便是农家的看门狗，也跑出来“争吠”凑热闹。这时的苏东坡既不尴也不尬，倒是幽默感被激发出来，便故意问道：“笑所怪也？吠所怪也？”在一路欢快的笑声中，苏东坡潇洒离去。千年之后，这般出尘的神仙风度，想象起来依然是如此鲜活，那般生动。

　　
　　黎族父老的热情和慷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苏东坡的困苦和寂寞。对此，他在诗中感叹道：“久安儋耳陋，日与雕题亲”。诗句中的雕题，意即绣面，这里指有纹面习惯的黎族同胞。他干脆连儒服也不穿了，换上木棉布织成的黎装；也不说什么文绉绉的官话了，而是“鴂舌倘可学，化为黎母民”，试着学说黎语；心情好时，还会顶着用椰子壳自制的凉帽，“行田野间，口歌哨遍”。不难想象，他口里哼的小调，也必是当地的“黎语野音”了。他彻底地融入这片土地，和老百姓打成一片。每逢“麦穗满坡”的季节，他便和当地“熟黎”、“野老”一起携手并肩，载歌载舞，狂欢“至昏达旦”，且把“他乡当故乡”了。

　　
　　对豪爽的苏东坡而言，这火辣辣、大咧咧的土风情趣，大概也颇合他的心意。铜鼓伴着节奏欢快地敲着，壶芦笙随着韵律愉快地合着，周边一群发簪茉莉花、耳吊大耳环、手戴黑亮的玳瑁鈪子的黎族姑娘，一边嚼着槟榔，一边跳舞对歌；须臾，这厢醉了槟榔的姑娘们，脸上泛起“ 红潮”，那边春心茂盛的黎族小伙，吹响撩拨人心的口哨……这样趣闹逗乐的场面，激起苏东坡的盎然诗兴，胸中顿时涌出“暗麝着人簪茉莉，红潮登颊醉槟榔”的漂亮诗句来。

　　
　　身居海南的苏东坡，已是年逾花甲，依然洒脱不羁。皇帝容不得他，权贵容不得他，便是六七百年后的大儒王夫之，也批评他迷于“酒肉”，耽于“佚游”。可是，淳朴的海南百姓对他很是宽容，任他“无行”、由他“放荡”。那一日，他又去当地好友黎子云的家饮酒，回来时步履踉跄，“但觉一杯之重”，这时，三四个黎家的孩子突然从背后窜出，口里衔着葱叶，摇头晃脑地对他吹奏邀舞。于是，老顽童般的苏东坡趁着酒意，伴着“呜嘟噜嘟”的葱叶哨声，踏着黎族祭祀舞蹈的节奏，与孩子们一起随风而舞。事后，他还饶有兴趣的写道：“总角黎家三四童，口吹葱叶送迎翁。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

　　
　　除却嬉乐，当然也有许多正经的事情要做。像他这样一个深刻而不安分的人，更是如此。做些什么呢？他是大诗人，他是大才子，又曾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政府官员，那么，“以诗书礼乐之教转化其风俗，变化其人心”，自然是释放才情、造福一方的最好办法。
　　

　　当年，在好朋友的帮助下，他在桄榔林里盖了几间茅屋居住，命名为桄榔庵，后又根据《汉书•扬雄传》中“载酒问字”的典故，为房屋取名“载酒堂”(见下图）。这座酒堂就是后世有名的东坡书院，也是他当年“讲学明道”的人生大讲堂。正是在这简陋的茅屋里，苏东坡谈笑风生，开馆授徒，为这座海岛撒下了文明的种子，使得当地“家习儒风，青衿之士，日以增盛”。也正是在他的影响和努力下，中原文化得以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最有说服力的对比，就是在东坡贬琼之前，海南仅出过一位进士，而在东坡离琼后，海南人文鼎盛，人才辈出，至明代共出了进士74名、举人317名，清代亦出了进士31名、举人178名。后人对此颇有感慨，说是“东坡不幸海南幸”，并叹然评议道：“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
　　

　　在开化教民的过程中，苏东坡是快乐的。他在《迁居之夕闻邻居儿诵书欣然而作》里愉快地写道：“引书与相和，置酒仍独酌。可以侑我醉，琅然如玉琴。”而琼州学子对这位伟大的人物也是崇敬有加，纷纷拜其门下.这片蛮荒千年的土地，太需要文明的滋润；这片土地的学子，太渴望高师的教化。为了明晓人生的意义，为了懂得圣贤的大道，为了学习文化的精妙，他们不怕风急浪高，不怕海贼劫道，也不怕困苦的学习环境和生活条件，甚至不怕“站错队”的政治风险，终是克服一切可以想象或无法想象的困难，成群结队，风尘仆仆来到这座草堂寻求人生的答案。

　　
　　海南的诸多学子中，苏东坡有几位颇为满意的学生。譬如“贫而好学”的儋州人黎子云兄弟，再如“词义兼美”的琼州人姜唐佐等。当年，他非常欣赏姜唐佐这位海南的“佳士”，曾在他的扇子上题了两句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并鼓励他说：“异日登科，当为子成此篇。”姜唐佐没有让他的老师失望，就在苏东坡北归后不久，他就举乡贡，成为海南中举的第一人。可苏东坡让自己的学生失望了，他没有等到这一天，便匆匆去了另一个世界。后来，还是苏东坡的弟弟苏辙为他续完了这首诗，最后两句幽幽叹道：“锦衣不日人争看，始信东坡眼力长。”

　　
　　更令人感叹的是，海南第一位登进士的人符确，也曾是苏东坡的学生。在苏东坡的细心调教下，这位“沉静好学”的后生仔,终变得“博通经史,才识超群”，后在苏东坡北归的第八年即大观二年(1108年),赴省城参加乡试中举,翠年,即赴京殿试及第,成了海南历史上第一位进士。值得一提的是，苏东坡的这位得意门生，晚年引退归里,效法他的老师，兴办教育，并拿出自己的俸银当作“奖学金”，同时还修建了一个“兴贤坊”，以鼓励乡人子弟读书求学。也正是从苏东坡开始，这片土地的“儒雅之风”渐渐兴起，至明清之际，洗尽“蛮荒”的琼州府城，已经开始骄傲自己“一里出三贤，五里三进士”的人文气象。而这都是缘于受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后世诸多海南名人，也多是以他为榜样，热心于助教兴学。据《琼州府志》和《琼山县志》记载，自宋迄清，除了府城东南的琼州学宫、琼山县学宫外，一条美舍河，自上至下，沿河便办有石湖书院、琼台书院、苏泉书院、崇文书院、桐墩书院、雁峰书院、东坡书院等10多所著名学府。后世如丘浚、海瑞、薛远、许子伟、郑廷鹄、唐绢、唐胄等一大批海南俊杰，也都得益于这些“学院”的教化，即而融入大中华的文明体系之中。

　　
　　如今，在儋州的东坡书院，悬挂有这样一副楹联：“灵秀毓峨眉，综观历代缙绅，韩富以来如公有几；文明开儋耳，遥想三年笠屐，符黎而后名士滋多。” 如果苏东坡在天之灵有知，对此必然很是欣慰。千年往事，慨然一叹。要讨论地域文化，我们就无法回避名人，特别是那些重量级的历史文化名人。因为传统社会的文明教化和影响，往往依靠他们来承载和彰扬。一方水土的文化气质，也往往与他们紧密相联。从这个角度讲，海南无疑是幸运的，一片蛮荒的“海外”孤岛，竟可以与那么多的重量级名人相关联。幸运的海南，因为善待了一位苏学士，而多了几份自豪和坦然。地域的文脉，也因此鲜明地烙上苏东坡的名人印记，供后人骄傲和观瞻。海南的苏东坡终于成就了一个苏东坡的海南。  
          
 


[此贴被儋耳马井边上人家于2010-5-9 23:57:57编辑过] 

没错，以讲故事的形式说历史，而且还很流畅。该作品是楼主原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