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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于：2010/5/9 3:4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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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你把一个人洗擦干净，你将发见有一种洗擦不去的以祖宗为荣的骄傲。 儋耳游子 (叶落) 2010年除夕·广州 中国农耕历史悠久，自古有“国之本在家”“积家而成国”之说，社会组织从来就是轻个人而重家族，很重视亲情与乡土关系，缺乏祖国观念，是个先家族而后国家，以家族本位为社会特色的国度。乡下年节气氛比城里浓，所以各地乡下洋溢的文化气息颇具地方代表性。我们老家儋州汉朝时候称“儋耳郡”,宋朝时期苏东坡流放琼州“鬼门关”在地，就是在那。苏在儋州呆了三年多，开门办学，带来了中原文化，从而给当地营造出的地方春节色彩很有文化含量，诸如“调声”等，在我国浓郁的民俗图画上，增添了一道景致远旷而鲜亮的版块。近些年来，往昔的年味淡化了，传统的年俗正在慢慢蜕化或者变异。此个中缘由值得深思。时值春节，我不妨谈谈儋耳年景，附带也讲讲关于家乡与故土问题，将两文并在一起形成系列，就当作资料保存在博客里吧。 春节，是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的传统节日,中国的“年”则是国人表达感恩，发扬孝道,交流沟通的节点。春节根源之深，传统之悠久，对亲情的维系作用之大，以及对中国的政治凝聚力、文化向心力、及传统习俗传承的作用之大，都是难以估量的。“春节”的称呼早就有，不过当时指的是24节气中的“立春”，到南北朝时泛指整个春季。“年”的节点来源追溯起来，其实早在汉朝武帝时的太初历中就基本确定了，至今已经沿袭了2000余年。而现行春节是1913年7月才明确定下来的，至今已有97岁了。在古代农耕社会，“年”，寓意着五谷丰登，现在则更多表现民族祈愿富裕平安，这种浓郁的文化氛围多少年来一直没有改变。它是我国传统文化风采最集中、最典型的呈现。而农村则是保留习俗最完整的地方。因此，人们都说,过年还是回乡下过,才有年的味道。此话不无道理。我虽名义上为海南儋州人，却出生在异地，从小也在外地长大，我已经找不到家乡的感觉。所以，我不像一般人那样存在浓厚的家乡观念。尤其羁旅凄凉，离开海南多年了，自从父亲母亲去世之后，尤其是女儿也长大成家立业嫁人后，逢年必与夫君回去过年，春节之际家庭构不成“上有老,下有小”----没“圆”可团了，我对这个年节也就看得很淡漠。其实，过年高兴也是小孩特有感觉。加上其它原因，许多年来我没一个年是过得开心的。逢年感到内疚的倒是，身为男儿，无法依照沿袭多年的传统礼俗，年节之际在摆放父母灵牌的老家，给父母先人烧上支香火祭拜，心里总有一种不孝的负疚感觉。所以，每逢到年也只有长吁短叹的份儿，哪能还有半点欢乐的心情？所以，今年（2010年）我干脆在广州家中的书房“琼宣斋”内挂上父母的遗像，在像前置上个香炉，也点上几支香烛，营造出点年的氛围，当耳闻周边传来爆竹声时，望着点燃的烛火，自己却又沉入思亲怀旧的凄苦之海，我想起父母，想起过去和父母在一起吃年夜饭守岁的情景，也就把我的记忆拉回儿时的年景，给我冰冷心理涂上一层温馨的暖色。我明知这是无裨实际的形式，但除慎终追远以外，我们对于已经弃养的父母还能做些什么呢？
我家乡系白马井镇福村，地处海南岛西部沿海与著名的洋浦同一个港湾相望，得名“儋耳”始于汉代，公元前110年立郡，是个历经11朝的文化古城，也是我国北宋文豪苏东坡流放地“鬼门关”。其名由来有两种说法，其中见史料《汉书》云：“儋耳者，大耳种也。”《山海经·海内南经》注：“锼离其耳，分令下垂以为饰，即儋耳也。”《正德琼台志》引《异物志》说：“儋耳之曰，镂其皮，上连耳匡，分为数支，状似鸡肠，累耳下垂。”《儋县考》说，“其人耳长及肩。”其实，这种说法有夸张之嫌，别说老子耳朵和一般人一样，我走遍整个儋州也没见个长耳朵的。可见，古籍也胡说八道不足为信。现代著名大诗人、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就不同意上述说法.他考证说：“儋耳之名初见《吕氏春秋》”，那时还没有行政建制。郭沫若在《说儋耳》一文中说：“儋耳可省言为儋，则耳殆助语，有音无义，故儋耳并非垂大之耳。”儋耳故城位于今天的中和镇。据《儋县志》记载：“南北朝大同年间，置崖州地，公署也设于南滩旧州坡（即，我福村背后不远处，俗称“老州”）。直至隋末（公元618）郡治才迁至高坡（今中和镇附近）。”它至今已走过一千多年的风雨岁月。儋州远离中原地处边陲，明洪武年间，它是海南西北地区的军事重镇，曾驻守过海南前所、儋万所等军事组织,儋州人历来彪悍在海南出名，恐怕与此历史上屯军有关吧。那里曾闪耀冼夫人“亲披甲，乘介马”的英姿；曾响彻苏东坡敷扬文教的声音；也曾留下杨万里、李光、虞集、白玉蟾、许子伟、翁方纲等名流的脚印……。
海南岛上有十几个县市，唯独只有儋州年节氛围文化含量最高。其它市县过年就是个吃，儋州不同，不但有调声，舞龙、祭祖，即使是吃，其食与吃法也不同。我国是饮食大国，过年嘛,总离不开“吃”。但我们那个地方语言语系本来就和其它县市完全不同，过年“吃”的东西和方式，还真是与周边县市都不同。本来，中国历史上长期的封建自然经济，和生产力水平低下所形成的中国过年时的饮食文化，虽然各不相同，但至少和平时是有区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有钱人大喝大吃，穷人那怕其平时吃残羹剩饭，也要把好东西积攒下来留到年吃。北方人过年，少不了包饺子，南方则不同，比起北方来，南方过年吃的要丰盛得多。说句笑话，一个人吃不过瘾，得把一家老少集中起来围着吃，名其曰“团圆”；吃完自家的还不够，筷子伸到别的家，美名曰其为走亲戚“拜年”。说到底，还是吃。
我们老家过年也特怪，方圆四周几个村，年三十晚上一家团圆，倒是统一过的，但初一就不是这样了。大年初一本来普天下都是一样的，但在我老家哪一带“初一”变成了走亲戚特定日子。有一年，我回去,明明"吃"了大年初一了,村里的老书记约我到其它村去喝酒.他说:"今天轮到他们过初一"。我就纳闷了，什么“轮到”？一问才明白，原来这一带自古就把大年分开过－－－如，禾能村初一过大年，福村初二才过大年，王五则初三过大年……说白了，就是变着法子拜年串门，轮流坐庄吃。就好像“基金互助会”似的，大家把有限的资金集中起来，你用一个月，我用一个月。好吃的东西分开吃，今天这个村吃，明天那个村吃。你今天请我，我明天邀你。这么一来，天天喝酒，天天吃。或许这就是“穷人有穷人的活法”吧。这个习俗不可多见，却包藏着穷人的智慧，折射出过去的苦难。今天时代不同了，吃，赋以了传统习俗新的涵义，更多的是图个热闹吧。我逢年想回家也不敢回家，因就在这里。渔民是好客的，只要你是外地回乡的游子，和谁家沾点亲带点故的话，那几天你是应酬不过来的。以至于一天要吃上几顿饭。这个村刚吃完搁下筷子，那个村的亲戚又上门，邀请你去不可。渔民就这样，过年家中客人越多，越觉得有面子，越感光彩荣耀。你不去，他会误解你瞧不起他，真是件无奈的事。
过年吃的方式“另类”，食物也有地方特色：一个是大红鱼（本是渔民）象征年年有余吧，这东西少不了，渔民年前抓到大红鱼是不卖的，留着大家瓜分回去过年；一个是甘蔗（主要用于祭拜祖宗，过年不忘把祖宗请回来凑热闹）象征节节高－－年年发财啊。再一个是吃粽子。我也闹不明白，到年吃这个怎么回事，这明明是端午节食品，源于屈原在汨罗江里的食品，怎么就在春节漂流到海边来了？也许是吃完酒肉要块糯米团子把酒肉压下去吧，省得酒气冒出来。细细想来，旧社会遗传下来的这种不科学的填充方法颇有道理，旨在把你吃的头昏腹涨，直到让你厌食淡忘之后明年再说。过年包粽子这习俗现象，据我所知，在我国广西，甚至是越南都有存在，大概是习俗相通吧，有一年春节后我到越南偶然发现问了才知道。不同的是粽子大小不一样。广西、越南一带，春节粽子是长条的，有一两斤重，有近一尺长，我们那则半斤左右一个。此外，一个就是鸡。“没鸡不成席”，这是海南习俗，过年是少不了这东西的。其实，早在年前一两个月前，人们就把准备过年的鸡装进笼子了，让它吃得胖胖的。大年初一不杀生，年三十那天把鸡也一并杀了。此外，就是特别讲究黄花菜干和腐竹、红枣、粉丝之类。元宵商店里有得卖，但我们那里不兴买，都自己制作。大年饭桌上总是摆着这糯米团子不可。
过年是件大事。我们村距离中和十几里地，属于渔村，传统上就是个以渔业为主的村庄，也是目前海南最大的渔村。男人基本出海，渔船几乎常年都在粤东渔场作业，即广东珠海阳江一带。平时只有老人小孩和妇女留守。加之近年大部分渔船都到粤东渔场作业，时间长达10个月左右。过去妇女都在家里种田，如今征地开发之后农村土地流失，基本无稻田可种，她们也就跟随渔船转场，到广东珠海一带，在港口岸上居住，为渔船准备后勤补给之类，所以,平时村里除了老人小孩外，是没有什么人的。唯有临近年关，渔船返回后，村子才逐渐热闹起来。从小年开始，那段时间家中妇女就开始忙开了。家家户户提前把从供桌用品从尘封的箱子里取出，做一年一度的大清洗，包括厨房里的一切用具，炉灶也得重新处理.祭灶王爷,把一年的炉灰扒了给贴上张红纸。连同床柜之类也不忘贴上一张红纸以求平安。我母亲虽然离开家乡多年，记得每年都一直保留这种习俗，坛坛罐罐也不忘贴上张红纸。年货是过年少不了的东西，也是及早办理的，喝的酒，一般都是家酿米酒，也早早入缸了（现在少见了，都是买居多）。家庭主妇除了办这些事，就是拉着小孩高高兴兴去量身做新衣服。那时候一年才有一次新衣服穿，如今，市面衣服多了，这道光景也不见了，似乎成为了儿时的遥远记忆。过年吃的年糕,象征"年年高",一般在农历二十九就开始蒸煮，完了一层层往供台上放，恐怕是想让年糕的香味，把祖宗们熏醒过来，知道：要过年啦吧，我们家每年都少不了这道。其实也就是糯米加红糖蒸熟罢了。吃的时候拿根线一拉就是一块。
大年三十是高潮。所谓高潮，就是拜神祭祖。中国古人最敬畏的不是宗教偶像，而是人间皇帝。皇帝之外就是长辈了。过去清朝大清律法中有一条，一个官员如果父母去世，甚至祖父母去世，他必须向皇上提交辞呈回家守孝三年。守孝期满再回朝廷报到重新安排工作。就是说一个官员一生守孝时间就去掉12年。不仅如此，每次守孝期间只能喝粥、吃蔬菜，不可以喝酒、不可以吃肉，不能听音乐，不能和妻子同房。可见中国人对父母如此，对先祖就更近于崇拜和迷信了。所以祭祀祖宗就自然而然地变成了一种绝对义务。中国神仙鬼怪和西方不同，而且神仙系统无比复杂，上天入地无所不在。按照传统说法，人死变鬼，其灵魂有三个去处，一是入阴间。虽然生活在地下，但似乎更接近人生，与人间生活几乎相同；其次是坟墓；其三是被后人将死者名字写到牌子上供奉。所以，逢年过节总是要好好慰劳一趟不可的。春节祭祖这种祖灵崇拜现象，严格讲跟相信灵魂存在与否没有关系。祖先崇拜它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更多是对过去的崇敬与联系，是源远流长的家庭系统的具体表现，也是人们孝道感情表达的一种方式。我国石家庄一带很多地方民众正月初一给故去的祖先上坟，四川达州地区清明不祭祖，春节祭祖，一般年三十中午饭前上坟地放鞭炮，恭请祖宗回家过年，供奉牌位和点心。在人们看来亡灵虽然好像身处虚无缥缈的世界里，但离我们很近。生活在人间的亡灵亲人就要有义务来帮助他。供出的食品他会吃掉；捎（烧）去的钱也会花掉的。(我国古代纸张发明用量最大当纸钱烧掉比印书用纸量要大几倍就在这）。如果不能满足他的需求就会引起亡灵的不满把灾难降临到你的头上。所以人每年总是烧香磕头祈祷祖宗神灵保佑。我们老家这个地方春节期间不上墓地，祭祖活动就在家里进行。人们对祖先表示尊崇、感恩的仪式实际上是一种凝聚家族力量、调节家族关系的重要方式。
一大早，男人就上船，先拜船上的财神爷，求爷保佑来年出海平安，鱼虾满仓。所以，整个地区大年三十一早就可听到鞭炮声，断断续续一直响到晚上。如今渔业生产比过去好些，一般年产值80万～100万左右。船也差不多等于半个家，平时都到粤东渔场作业，年前才回家，过年是少不了好好侍侯一番的，拜完船上财神爷，接下来就祭祖宗了。祖先的牌位是放在一进门的大堂中央的。祖宗们的影像高高悬挂在那。一般下午二三点钟就开始贴春联(春联古时候叫桃符，起源于后蜀归宋的前一年即964年）放爆竹祭祖了。渔村里的祭祖都在年三十大晚吃饭前，大人们把吃的准备好后首先忙着的便是上供，点香燃烛。渔家供桌上，每家每户对大门竖立着一块写着字的长条灵牌，这就算是祖宗的灵位了。四周则挂着先人的照片，在香烟缭绕之中，那些七老八十的，有的金刚怒目盯着你，有的笑眯眯俯视着你。现在不时兴捣蒜般的叩头了，但慎终追远的一番话是少不了要说的，不管祖宗们听不听得见，家中的长者总是拿着点燃的香，恭敬的站在供台前喃喃自语，汇报祈求之类的话照说不误。完了，小一辈的跟着大人也举香朝拜，其实，亦不知所为何来，感恩念祖的意思总是要表示不可的。祖宗既然吃完了就紧接着撤供，围着桌子上丰盛的晚餐吃年夜饭，先吃饱了梦里与祖宗见面再说。其实，过去新年吃第一顿猪肉口感都终生难忘，那是因为以前春节才能享受的东西，鸡鸭鱼肉，红枣年糕等如今都日常化了，已经没有新奇感觉。团圆饭流露出的更多是一种浓郁亲情，尊老爱幼敬亲的家庭团聚意识罢了。
说祭祖，不仅仅是祭家祖，还得祭姓氏本家的祖。这种凝聚生者沟通逝者于一家，进而扩展到“家国天下”的共同文化意识，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活水，在乡下保留得还是比较完整的。我国各地皆会有一些祭祀祖先甚至是请祖先回家过年的礼俗习惯，我们渔村也不例外。我们老家那个地方大姓四五家，小姓（人口少的）也有好几家，但不论大小，每个姓氏都有座祠堂有座庙，过去的“生产小队”现在是改为坊。比如：姓叶的叫叶坊，万姓的叫万坊。不管大姓小姓都有座祠堂一个篮球场。所以，就出现那么一道“奇观”，一个村子不太大，到处都是篮球场和庙。可见，封建迷信死灰复燃，宗派势力在农村相当严重，村委会的组成也是根据这个姓氏派员组成的。每个祠堂有个本家祖宗木头象供在那。上帝在那是没位置坐的，只有一块代表祖宗的神牌，和面目狰狞的木偶端坐在祠堂的中央。祖宗的神位正中有一张祭桌，四周挂满了各种祖旗和红布条，祭拜的时候，祭桌上点着香火蜡烛，整个祠堂香烟缭绕弥漫，神象威严的面对着那帮孝子贤孙，而它的肚子里却放着十年一修的族谱。说起修谱是让我感到伤感的一件事。我家属于长子辈，我爷爷原本正房老大，共兄弟三个，是我们这一支的掌门人，我爷爷却独生我父亲一个男儿，我父亲则生下我和我哥哥，而我两兄弟却只各生一个女儿。本来，修谱的时候在我的名下预留两个儿子的名额，先是按照辈分，拿黑字给你写下你未生儿子的名字，等你生下儿子后下次修谱再给你补上红色的名字。但我没有儿子，让这个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给“策”去了生儿子的权力，从此也就绝后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算不孝之人矣。孔子说过：“践其位，行其礼，奏其乐，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你把一个人洗擦干净，你将发见有一种洗擦不去的以祖宗为荣的骄傲。由于当地重男轻女，我每次回老家都挨骂，从书记到本家堂兄弟个个骂，还有什么可骄傲呢？唉！祠堂是本姓大家，平时，都是该姓不能出海的老头守在那，族里有什么大事，也是在那里碰头开会什么的。
大年三十忙着照料自家"祖"，年初二回过神来,就开始集中在祠堂里祭祖宗了。祠堂的修建维修都是各家摊派出资，各姓祠堂占地面积比各家占地面积都要大。这一天整个姓氏的男性成员不论大小老少都得到位，女人从来是没资格，不参与这些事的，都是大老爷们忙活。祠堂里，望族长者或者官员一齐来到祖宗灵位前的长长的另台前。这些人基本都是祭拜祖宗的直系后代，也是整个活动的主要成员。仪式由长者主持，先是敬酒，举起其中一个杯子口中念道：“您几十代子孙今天……”完了全体面向灵位跪拜，就是被父亲领来的孩子，也要学着大人的样子。从中可以看出，参加祭祖活动给他们幼小的心灵打上多么深刻的烙印。拜完姓氏祖宗,就把它抬出来，敲锣打鼓,杠祖旗“游神”，所有成员随后，围着村子绕一圈,才回到它原来的坐位上。这恐怕是祖宗神们一年一次出门视察村景的时刻了。好威风。这种光景全海南是没有的。今天没有“族长”了，一般都是由平时威信较高的年长者作为召集人，处理族中要事。由于村中姓氏分得明显，无形中形成一种凝聚力。现在的农村基层很黑暗，问题很多，基层民主选举实际上变成了宗族角逐。象有个外姓的，修个小卖部占了叶家祠堂一点地，就召开会议作出决定：凡是姓叶的，一律不准到该小卖部购物！结果真这样。或许这是和谐口号中的不和谐现象吧。“春节晚会”－－调声比赛活动，按理，几千人口的村子，说大也不算大，调声这种活动应该是一台晚会足够了。但却是各姓唱各姓的戏，调声活动，也是各有各的戏台（在祠堂门前的篮球场上举行）。平时渔船转场到外地，渔村冷清缺乏人气。春节人多，那么一闹，所以，到年进村，到处是对歌唱戏的，热闹非常。
春节是年轻人的节日。这主要体现在“调声”之上。渔民和农民不同，一年三百六十天，大部分时间漂在海上，“谈恋爱”都没机会。调声无疑就给了他们这个条件和机遇。但政府一介入组织的活动，就带有政治色彩变味了。调声这种活动原本是自发的，由年轻男女双方组织。它源于一种男女求偶方式，青年男女通过调声，既可公开见面，又可通过调声倾诉自己爱慕，还可以表现才华，迎合了青年的心理需求，一直成为一种恋爱到结婚程序自古保留到今天。我问过老一辈人怎么认识结婚的，十有八九都说从调声开始。这种活动，从年初二开始一直闹到元宵。一般来说，都是不同的邻居几个村之间，但由于渔村较富裕，以农为主的姑娘们来渔村要多些。你来我去，时间不分早晚。调声是男女聚会，为了给对方留下深刻印象，是要讲究行头穿戴的。说起来很土很滑稽，男的一律穿西服打领带，不穿西装也系条领带，戴着个墨镜是必不可少的，显得不伦不类；姑娘们则穿传统服装（平时极少见），打扮一律相同，戴着斗笠。双方穿着统一，说来有点选美公平味道。调声有合唱也有独唱或是领唱之后一起唱几种方式，唱时，男的一排手拉着手，女的姑娘们也是一排手拉手，面对男的。男的唱罢女人的接着唱，一边唱，身体一边前后左右摇摆，很有节奏感。所唱的歌词随意信口，但不难看出事前有过精心准备。歌唱男女之情，男方唱罢女方唱，很有节拍。调声歌词一般七个字，（类似七律）其押韵是以方言声调来押韵的，不乏幽默。相传，调声活动是北宋大文豪苏东坡这小子被贬到儋州时候开始出现的。由于它和律诗很相象，所以和“刘三姐”与“阿牛哥”唱的也就不同，和少数民族“三月三”活动跳的也不同，它的文化知识含量因素相对比较高，故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这种调声活动和现象，惟有儋州才有，属于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自古流传，从未中断，青年男女通过调声，互相结识，互相看上了，让家里或者媒人上女方家说媒，也就算成了。我几个堂弟都是调声为媒娶的妻。所以渔民结婚都比较早。应该说，它是自由自主的。
现在的年景变味了。本来传统的“除夕守岁”意味着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共话往昔、展望来岁，讨论明天的生产生活。如今除了供祖外，许多习俗多已“无可奈何花落去”，即使残留的调声无论是形式或是内容都异化变味，更多的像表演娱乐节目披上一层商业外套。至于那些没去调声的，中、老年人春节那几天，不喝酒就打麻将了。正经人家是不赌博的，春节则放开，男麻将，女牌九，小孩子平时是循规蹈矩的，到年则解禁任意，口袋里有几个红包也不甘寂寞，在祠堂门前围着简单赌具，成一堆赌开了。可谓全民皆赌，一进村，路过人家门，不是鞭炮声就是麻将声。特别提及的是,我们那个地方舞龙不舞狮.人们吃喝两天之后好像觉得该来点什么活动了，于是到了年初三就开始舞龙。舞龙那天那就热闹了，各村的龙，都纷纷游到镇上，集中汇合也团圆似的，人们也跟随到镇上，整个镇一下就沸腾起来。人山人海，锣鼓喧天，汽车都禁止通行，到处都是龙翻腾，人跻人，人看人的局面，鞭炮乱炸，锣鼓齐鸣，狂敲乱擂，人叫人喊，混合成一曲特殊的“生命交响乐”，构成了一幅浓重斑斓的民族风俗画，展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多面景观。节日的气氛一直闹到年初六。或许累了，停几天，到元宵又开始闹，说来元宵属于“小年”，其实，小年比大年还更热闹。人们过完农历十六了才算谢幕，渔船才开始出海。
在现代社会中，家仍是众多漂泊心灵的温情港湾，是娱乐、游玩甚至是吃喝等“没文化”的活动所不能取代的地方。我们南方和北方人过年不同，那里的人们人不兴包饺子也没庙会逛.但不管在哪，如今人们普遍感觉年味没了。想来，传统年俗和农耕社会的节气时令等有着紧密联系，当我国步入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轨道之后，部分传统年俗的消失和变异，这种变异本身就反映出一方面传统文化对现代社会的影响；现代市场经济反过来冲击传统文化,以致传统的文化娱乐形式的丰富，由于它的变异也就使得吸引力有所降低。这种碰撞是不可避免，我们“没有必要为了打翻的牛奶而哭泣”。西方的圣诞节相当于我们的春节，自古就没变，只有我们变。圣诞夜是合家团圆日，更多的是亲情团聚沟通，我们却冒出个“春晚”无形中使之成为了一种年年期盼，挤压了这个时段，这本身就是一种“冲击”的表现。合不合理？我们都希望按照过去的传统习俗来过春节，重建过去的生活方式是不可能，但维系合理的传统习俗不是不可能。传统是人们依恋的对象之一，也是我们生活和思索的出发点之一。在我看来，传统与其说是一种生活方式，毋宁说是一种生活态度，亦即是对传统持有的温情和敬意，并尽可能地亲近与力行传统。倘若如此，则不管具体的习俗如何变化，传统的精神仍会保留并传承下去。春节精神是萎缩了，但民调还有重新焕发活力的民意基础和巨大潜力，关键是提供相应的条件和塑造相应的氛围，赋予其新的活力使之更富于现代文化内涵，如何做到这点？“春晚”首先关闭！我料它迟早关闭，因为这种带有歌功颂德，人为营造莺歌燕舞带有政治色彩的活动，那怕一时间形成惯性，但经不起时间历史考验。
调声活动本是年轻人的传统活动，老娘老头凑进来，本身就是一种“变异”
民间贴福字最早始于姜太公。据说姜太公封神时，封其妻为“穷神”，并对她说：“除了有福的地方你都可以去”。从此百姓过春节都贴“福字”以驱穷神。宋人关自牧《梦梁录》载：“岁旦在迩，席铺百货，画门神桃符，迎春神……”这里的“迎春神”即“福字”。可见，此俗最晚起于宋代。我老家的名字正好叫“福村”。
你的家乡在哪里
 （儋耳游子）
古时候一些士大夫一旦发迹，做了大官以后，朝廷规定是不能在为官所在地定居的，退休后也不能在原地建房居住，一般都会返回原籍。他们大多总会以为祖辈的旧房子不能住而重建新房。又因为住在乡下看病吃药不方便，生活饮食不能满足，从乡下迁往镇上，又从镇上迁往县里，又从县里搬到省里……，他们大多把旧房子抛在家里而远离故土，慢慢的他的家乡也就变成了异地,随着时间的推移，异地也就成为了后世的家乡。然而，如果我们寻根下去，谁也说不清楚自己原本的家乡在哪，自己究竟是哪里人。我们人类说透了就是地球人,没有固定不变家乡，蓝色星球就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那里适宜我们谋生居住，我们就是那里人，长期居住在那里，那里就是我们的所谓故乡与家园了。
想想看，今天南方的客家人，就是唐宋时代从北方的中原南迁过来的汉人的老祖宗，包括毛泽东的祖先，五代以上就不是湖南人。以朱德为例：明末清初，由于战乱，四川人口锐减，耕地大量荒芜。为解决四川劳动力和粮食生产问题，刚刚建立起来的清王朝采取了移民垦荒的措施。从两湖、两广、江西、福建等十余个省移民到四川定居垦荒。在乳源西京古道边的梯下朱家陇村居住了二百多年的朱德祖先朱仕耀，就是在史称“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大潮中，于清康熙53年(公元1714年)离开祖居地梯下朱家陇村，携带家眷沿着西京古道北上经湖南、湖北而移居四川的。如今四川仪陇县的客家人也多半是来自粤北韶关地区。就是说朱德元帅原来是从广东迁移到非四川去的，严格说他并非四川人。
我姓叶，查姓氏起源“祖宗”源出沈氏。春秋后期，楚国左司马与吴国作战阵亡，楚昭王把叶县（今河南平顶山市叶县）封给他的儿子沈诸梁，史称叶公。据考证，唐宋时期南迁，其中有一支迁浙江，一支迁福建广东。查现存族谱得知，我们老家叶姓人家是从福建莆田迁到我的所谓籍贯地海南儋州的。而我却出生在异地。你说我原本该姓什么？家乡究竟在哪才是呢？是河南？福建？海南？姓沈还是姓叶？林语堂姓林，记得，有一次纽约某林氏宗亲会邀请林语堂去演讲，希望借此宣扬林氏祖先的光荣事迹。他上台后不慌不忙说：“我们林姓的始祖，据说是有商朝的比干丞相，这在《封神榜》里提过，英勇的有《水浒》里的林冲；旅行家有《镜花缘》里的林之洋，才女有《红楼梦》里的林黛玉。还有美国总统林肯，独自驾飞机越过大西洋的林白，可说人才辈出”。然而细细品味他的话，就会发现他列举的不是小说虚构人物，或是与林氏毫无关系的美国人，并没有对本姓祖先的吹嘘。有的是不乏幽默与对姓氏的嘲讽。亲不亲不是说姓氏相同就进一层的。
再看欧阳修,他原本是吉州庐陵（今天的江西吉安）人，他父亲死后还掩埋在所谓的老家泷冈，他一心想搬到颖州（今天的安徽阜阳）,后来他果真到颖州做官后也死在那里了。他父亲就他一个儿子，而欧阳修有四个儿子，后来都成了颖州人。他的故乡泷冈，从此不再有子孙光临。你说欧阳修到底又算那里人呢？恐怕还是大仲马对“家系”的理解更能说明问题：一次，有人问他:“听说你有四分之一的黑人血统，是吗”？“我想是的”。大仲马说。“那令尊呢”？“全黑”。他笑笑答。问者不甘心就此罢休想戏弄他再问：“请问，哪么令曾祖呢”？大仲马一本正经淡淡说：“人猿”！“阁下可是开玩笑，这怎么可能”！“真的，是人猿”。大仲马认真说，“我的家族从人猿开始，而你的家族到人猿为止”。大仲马虽说是巧妙还击戏弄他人，但讲也是事实。
有报道“湖北安陆自称李白故里，四川江油要求停止侵权”。事件起因是安陆的一则宣传广告中有“李白故里”字样，引起了“有充分的史料佐证李白出生于江油”的江油市的不满，且已经“对其侵权提出交涉。其实，往上追溯，有充分的史料佐证李白并非出生于江油，而是出生于中亚细亚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北部托克马克附近)，倘若吉国有关方面决定跟江油打一场国际官司，江油又情何以堪？据说，河南南阳、湖北襄阳两地曾对谁是诸葛亮的隐居地多有争议，清代咸丰年间，身为襄阳人，又任南阳知府的顾嘉衡便写了这样一副对联：“心在朝迁，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有何辩襄阳南阳”，从而化解了纠纷。这种纠纷有意义吗？试问，今天的美国人大部分都是英国与各国移民,不管移民还是原住民，我们统统都是地球人！强调家乡说自己是那里人，这里人，不过是一句联络感情攀关系而找的借口和措词罢了，是没实际意义的。
前些年，我看了中央电视台拍的一部介绍广东开平碉楼(见题图)的专题记录片。昔日返乡华侨兴建的豪宅如今人去楼空，坐落在茂密草丛之中，夕阳西下之时，显得一片寂静凄凉。给我留下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让我感到刻骨铭心，心灵震撼。我想：难道这就是家乡？人去楼空之后成为了一片废墟，从此没人光顾，建造它又有多少使用价值和实际意义呢？家乡对于一个人来说，又有什么值得眷恋的呢？事实上，所谓“家乡”的概念，原本就有问题，严格的讲，国人实际上都是没有固定“家乡”可言的。你再看宋庆龄,从她父亲宋耀如开始,就是全家个个都是"假洋鬼子"他虽然出生在海南文昌,小时候才跟人去了美国,回后住上海,在那里娶妻生孩子。全家不管后来如何得势,宋子文还一度当了广东省长（文昌属于广东辖地）,但他没有回过家乡这块祖辈生活过的地方;宋庆龄解放前是个“国母”解放后当了国家名誉主席也一样,没在家乡留下一个足迹.全家没一个回过故乡,当地政府却修建了"宋庆龄故居"。热脸贴到冷屁股上.有意义吗？再如我们从公布的胡锦涛简历看，他的籍贯是安徽绩溪,甚至包括他本人都刻意回避“江苏人”这一事实。其实，从他太祖那辈起已经走出大山远行到了江苏进入茶庄学艺，从此在江苏安营扎寨并在那里开了一家“胡源泰茶庄”。几代下来胡家重点早已因生意关系转移到了江苏。徽州人事业成功后习惯回家乡取妻子生子，他太祖才回绩溪生下他祖父。至于他的父亲出生于何地，已无人知晓，胡锦涛母亲则是泰州人，他直至今天也没有回过祖籍地，他都是在江苏泰州生长。江泽民祖上也是位于皖南安徽江村。你说他们是哪里人呢？缅甸第一特区果敢居民全是汉人，他们是明末抗清失败后从南京过去避难的。如今缅甸不承认他们，中国也不承认他们，只好自称“果敢族”客居他国异乡，子孙后人都是自称“果敢”人。
菲律宾马尼拉有一座富丽堂皇的墓园，坐落在马尼拉市北端的马诺杰特的一出丘陵地带，占地约有54公顷。按照华人传统理念，人死到了阴间成鬼，与在人间生活还是一样的。帝王陵如此，平民也一样。明明是墓地，你到了那里，你不知道还以为是到了一座“城市”。一进门，突然出现白墙林立的街道，跟高级住宅区一样，柏油路纵横交错，街道都各有名称；道路两旁，各有一排高高的围墙，广大的地基上，用钢筋水泥和大理石砌成的宅邸鳞次栉比。有平房有二楼，有点竖立着十字架，有点具有佛寺风格，五花八门，而这些统统是华人的墓地。水电齐全，甚至还有抽水马桶，洗手间，冰箱设备。其中有一座十几年前盖的，据说花了几千万。怕小偷闯进去破坏，还雇请人专门看守。每逢清明热闹就别说了。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天堂。生的时候拼命赚钱，不得安息，死后就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和宋家人一样，找块地长眠，象皇上般的安息了。他乡无疑成了他们生与死的长居地，也变成了他们后世子孙的家园。
人在旅途搬家是常有的事。我想，人啊，别去考虑什么家乡观念不家乡观念的，这个社会很冷酷，国人也非常势利，普遍认官认钱不认人。你当官，有钱，回家就算光宗耀祖，家乡把你当人看，你要是没钱回去，你啥也不是。邓小平家乡原名叫牌坊村,1956年八届一中全会上邓当选为中共总书记后当地改名为"伟人大队",文革邓小平倒霉,又改名为"反修村",等到邓复出了，又改回牌坊村。你可以想想中国人的势利与丑陋有多么严重了。邓小平一辈子都没有回过家乡，那怕他回到四川成都过年，举步之劳的事情他都死活不去说明什么。我们作为子民，你生与长不管在那里，既是中国公民也是地球人，“家乡”不过是先人居住过的地方罢了。
我想到了广东开平的碉楼。碉楼的主人回乡建楼之后大部分又出去了，而不再出去的人们，他们的后人子孙后代都是今日开平的农民。可见，还是那些出去的海外华侨聪明，他们的子孙如今愉快幸福的生活在国外，和如今的乡下开平人是两个天地。本届诺贝尔奖评选出了美籍华人钱永健，大家都很兴奋，以为是中国的自豪，而他人却说自己不是中国人。惹得愤青们鸟粪狗屎地乱骂一通。难道他说的不是实情吗？赵小兰美国前劳工部长，凤凰台采访她都说英语。他们虽然长一副华人面孔，实际上他们就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人.中国人很重视亲情与乡土关系，但缺乏祖国观念，可以说是最自私的民族。为了家庭可以不惜牺牲一切，但为了国家不见得这样。过去他们喜欢生活在自己出生地，生活在自己熟悉的环境里，生活在朝夕相处的邻里之间。不得已离开家乡，他们还会长久地回忆起它。所以说国人最好寻根问祖，是最不能忘祖的民族。我们的华夏同胞去了美国入了美国籍，回到国内还和家人一样。即使是报刊报道在美国不回来的名人，前边一定加上“美籍华人”，美籍是装修，华人是本质。人家美国人的老根是印第安人，今天的美国总统是非洲人，人家没有说“美籍非洲总统”啊，如果换了是个中国的当总统，那我们的报刊肯定说是“美籍华人总统”不可。基辛格是犹太人，你要说他是美籍犹太人，他肯定跟你急。我们这样称呼其实并不好。入了什么国籍就是什么人。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加之，人往高处走，水往地处流，长期住在那，感觉好，安家落户了就是自己的家园了。2009会计年度美国共发出113万818张绿卡(美国永久居留权)。其中，中国大陆6万4238人、台湾8038人、香港2651人获永久居留权。移居美国的国家中，墨西哥排名第一中国第二。移居美国，其后人当然就是美国人，那里也是移居者后人的所谓“家乡”了吧。咱人是渺小的，站在自然宇宙的高度看人类，犹如站着看脚下蚂蚁----上海、北京的蚂蚁是蚂蚁，河南、海南蚂蚁也是蚂蚁。那怕蚂蚁戴上王冠啃到块面包也是蚂蚁。地球诞生已经有45亿年的历史，谁也说不清自己原本是哪里人，姓什么，与其说自己是北京人、上海人、海南人、中国人，不如说自己是地球人，蓝色的星球才是自己的家乡。认同吗？
 [此贴被儋耳马井边上人家于2010-5-9 23:29:16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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